農業面源污染與綠色發展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and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專 輯 文 章 介 紹

·第二篇·

　　▎論文ID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state policy goals, reform opportunitie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中國種養結合的歷史演變：政策目標、改革機遇和制度變遷

　　發表年份：2023年

　　第一作者：馮丹萌

　　通訊作者：胡鈺

　　作者單位：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

　　Cite this article : 

　　Danmeng FENG, KouRay MAO, Yujie YANG, Yu HU. CROP-LIVESTOCK INTEGRAT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STATE POLICY GOALS, REFORM OPPORTUNITIE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Front. Agr. Sci. Eng., 2023, 10(4): 518?529 https://doi.org/10.15302/J-FASE-2023525

·文 章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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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從政策目標、改革機遇和制度變遷的視角，深入探討了中國種養結合的歷史演變，并特別關注其在緩解面源污染方面的作用。廣泛收集了科研文獻與古代典籍，最早追溯到西周時期的種養結合歷史記載，將中國種養結合的歷史軌跡分為四個不同階段：“自給自足”下的種養自發性循環階段 (公元前1046年至1948年)；新中國成立后“以糧為綱”下的輔助式循環農業推進階段 (1949年至1977年)；改革開放后種養業專業化發展導致的鏈條逐步斷裂階段 (1978年至2011年)；新時代生態文明指引下的種養關系重構階段 (2012年至今)。闡述了種養結合在中國農村發展不同時期的不同貢獻，對促進農業循環經濟和綠色發展奠定理論和實踐基礎，為更廣泛背景下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Graphical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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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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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種養結合是農業發展循環經濟和綠色經濟的最基本形式，也是自古以來勞動人民順應自然發展規律的實踐所得。在五千多年的農耕文明進程中，通過種植業與養殖業的結合實現農業系統的循環，始終是中國農業發展的理念和目標，也是中國能夠以差不多同樣的土地養育越來越多人口的關鍵。然而，在不同的時期，農業的生產方式也在變化，這使得種養結合處于動態的、循環式的演變中。

　　▎第一階段：“自給自足”下的種養自發性循環

　　人類社會起源時期，隨著墾荒種植的生產行為出現，就開始了種植業與畜牧業之間物質能量的交換。早在西周時代，在農業生產中出現了撂荒休閑耕作制，作為利用綠肥的一種主要形式，旨在恢復地力，以增加土壤有機質。戰國時期，我國確定了以農為主、農牧結合的小而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農家種五谷、養六畜，從事多種經營。法家人物荀況說：“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睗h代時期，人們對施肥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種養結合的方式主要是種植業為畜牧業提供農副產品作飼料，牧業為種植業提供動力和肥料，如《氾勝之書》中提到“田如無糞，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在此觀念引導下，漢代逐步推廣圈養豬。北魏時期，人們在種養的實踐摸索中逐漸有了更高的改進，其中“踏肥法”就是其中一種，主要是秋收和秋耕后利用牲畜踩踏將碎亂谷草等作物殘留物與牛糞收集在一起，成為優質農家肥，這是秸稈還田的一個有效途徑。唐宋時期，人們在長期積造肥和施肥的實踐中，認為通過合理施肥可以有效改良土壤，促進農作物生長。據《農書糞田之宜篇》記載，要“別土之等差而用糞治之”，根據不同土質施用相應的肥料，達到了十分精細的程度。明清兩代，人們對農家肥的應用更為普遍和成熟，《修齊直指》中就有“農雖有法，非糞不茂”“積糞勝于積金”等說法。同時，人們對于積糞肥田的觀念和實踐更為清晰，其中太湖地區探索出了農牧互養的循環模式，通過以桑葉養羊，以羊糞壅桑，以螺螄、水草養魚，以魚糞肥桑，以桑葉養蠶，以蠶糞養魚的農牧結合，達到種養結合、循環利用。

　　在不斷地實踐中，勞動者逐漸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種養結合理念，并發展成許多比較穩定的模式，如太湖地區農桑牧漁模式、珠江三角洲“?；~塘”農牧漁模式、北方關中糧草輪作、以草興牧的結合模式等都是較為典型的例子。種養結合的模式逐漸清晰和成熟。

　　▎第二階段：新中國成立后“以糧為綱”下的輔助式循環農業推進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面臨嚴峻的糧食形勢，我國采取了一系列舉措，旨在解決肥料短缺問題，提高糧食生產效率。其中值得關注的措施是開展積肥運動，鼓勵家家戶戶從事畜牧養殖，為種植業提供糞肥來源，開啟積糞促生產的農牧結合。一是積糞還田，大力推動糧食生產。上世紀50年代我國始終貫徹“農家肥料為主，商品肥料為輔”的方針，毛澤東在農業八字憲法中把“肥”列為第二位，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農作肥料來源主要靠的是以家畜糞尿為主的廄肥。國家采取了各種相關措施：要求農民“家家養豬，修圈積肥”；供銷合作社及時向農民提供豆餅；進行各種肥料有效成分的測定，指導農民“要根據不同土壤和作物的需要來確定施肥的次數和數量”；大力推廣綠肥的栽培；提出肥料工作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大部分村都廣泛地開展堆草、堆土、堆糞運動，還大量拾糞、燒土、積尿、積干灰、漚土。二是補充養殖飼料缺口。為了盡快補上糧食生產壓力大導致的養殖飼料供給缺口，中國在技術方面進一步加強養殖飼料改良，通過推廣青貯、氨化等秸稈技術，研發發酵飼料、藻類飼料和水生飼料，利用微生物提高粗飼料利用率等研究，大大提高飼料利用率。三是建設沼氣工程，推進畜禽糞污資源利用。為了進一步提高畜禽糞污利用率，改善土壤種植條件，中國開始探索實施沼氣工程建設。

　　經過這段時間“以養補種”的輔助式農業循環，1949年至1978年我國糧食產量從1130億公斤增長到3050億公斤，但是由于大規模的墾草種田，飼料供給力不足，農作物的種植往往與飼養業脫節，常常出現牲畜瘦弱甚至死亡現象，傳統養殖業面臨效率低下等問題，大大挫傷了農牧民生產養殖的積極性。

　　▎第三階段：改革開放后種養結合的鏈條逐步斷裂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啟歷史性的農村改革，全國范圍內快速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且隨著統派購制度的取消，農牧業逐步向商品化、專業化、社會化轉型，多元主體市場體系逐步形成。但是，畜牧業經營規模擴大和方式轉變隨即產生了大量的糞尿等排泄物，處理難度也隨之增大。在制度紅利和技術進步的催生下，中國開始了向種養分離、高外部投入式的現代農業轉變，工業革命帶來的較高物質生產力，為農業提供了新的投入要素，同時也打破了傳統生產方式下的農牧要素封閉循環圈，種養業養分循環的鏈條逐步斷裂。主要表現在幾方面：第一，專業化導致種養業在生產環節的分離。改革開放以來，面對迸發式的市場發展契機，一大批有專長、有經營條件的畜禽飼養專業戶涌現。與此同時，新世紀以后，國家支農政策特別是其中的農業產業化政策和支持大型養殖企業發展的政策，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工商資本進入畜牧業領域，進而使養殖與種植分離成兩個主體，專業化養殖與小農戶逐漸分割，也切斷了養殖與種植間的傳統連結。第二，化肥大量投入加劇了養分的雙重流失。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和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大規模種植趨勢加大了對肥料的攝入需求。據統計，1978年，中國的化肥施用量為884萬噸（折純量），到2015年達到了歷史最高點，為6022.6萬噸，增長了6.8倍。農家肥逐漸被排斥在肥料之外，加劇了種養脫節的趨勢。

　　▎第四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指引下的種養關系重構

　　2012年，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國的農業現代化目標已經從過去單一的高產轉變為“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綜合目標，國家對農牧業發展轉型提出新的思路和要求，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種養業綠色發展的重要法律法規、規范性政策文件及有力的行動舉措，對農藥化肥污染防治、畜禽養殖污染防治，以及農村生活污染防治等方面做出了較全面的規定。同時，農業農村部通過開展綠色種養循環農業試點工作，積極探索種養結合農業產業發展經驗模式，推進畜禽養殖業主、種植業主之間的有效對接，實現畜禽養殖糞污就地消納或異地利用，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畜禽養殖污染治理和廢棄物綜合利用。在這一時期，綠色生態健康養殖成為重要的產業發展方向，大力推動“種養結合、農牧循環”發展模式，重新構建市場驅動下的新時期種養結合循環機制。2021年，全國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超過76%，規模養殖場糞污處理設施裝備配套率達到97%。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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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觀歷史，幾千年來我國農業在人均耕地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依然能做到農業經久不衰，耕地永續利用，地力不減，產量不斷增長。究其原因，中國歷來實行農牧結合的經營方式，以農養牧，以牧促農是一項重要的因素。在傳統農牧業向現代農牧業演進過程中，農牧之間的關系經歷了傳統式融合–市場化分離–綠色化協同的曲折經歷，種養結合模式從最初的經驗摸索式逐漸轉為政策、機制、技術、主體等相輔相成的綜合體系，對促進我國農業循環經濟和綠色發展奠定理論和實踐基礎，為推進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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